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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秀华为何只火了一百天
2015-04-14 11:33:04   来源:北京晨报   点击:

今年年初,大约在1月中旬,朋友圈里爆红了一首诗叫《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,也让大众记住了一个湖北诗人的名字:余秀华。

     今年年初,大约在1月中旬,朋友圈里爆红了一首诗叫《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,也让大众记住了一个湖北诗人的名字:余秀华。

  随后,这个38岁的女诗人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文化话题。到今天,余秀华爆红引发的诗歌热潮不过短短3个多月,不到一百天,但这热潮已经渐渐褪去。更多人因为媒体的传播而知道了余秀华这个人,但真正去读过她的诗的人,又有多少呢?

  著名学者潘小松认为:“一个诗人的成名,仅仅是一场短暂的文化消费,消费的也不是诗歌,而是事件。以为诗歌重新被重视的人们,最后发现这只是消费时代一场惯例式的虚火,诗歌和文化,究竟被我们这个时代置于何地?”

  短暂的虚火

  一夜爆红是偶然的事件,然而偶然之后,是惯例式的热炒、跟风、然后迅速地冷却。最开始的时候,数十家媒体的先后报道,两家出版社在一个月内分别出版了她的两部诗集,为此还产生了一场异常激烈的争夺和争吵。接踵而来的是演讲、签售,最后当选作协副主席。仅仅3个月,一个诗人的崛起事件就走向了落幕。人们消费了猎奇,消费了事件,但最终把诗歌、把文化本身远远抛开。

  潘小松说:“文化追求的应该是一种常态、长销,而不是一时的畅销。指望一个事件就能改变生态,改变人们对于文化的态度,这是一种奢侈。”

  正如余秀华自己说的“过一段时间就自然冷却了”,这一段时间其实并不长,眼球效应的时代,事件的轰动效应,延续的时间总是分外的短暂。短暂到每个人的感受来不及从眼睛走到心中。潘小松说:“时代的价值取向,并不偏向于人们内心的反响,而是恰恰相反,总是在追求外在的装饰,在追求名利。”

  但没有内心反响的装饰,外在的名利也是短暂而浅薄的。潘小松说“诗歌也好,文化也好,不在轰动效应,而在于长远的影响人心。但这个时代,这样的东西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。这是诗坛的悲哀,说一句比较偏激的话,我甚至不知道,顾城、海子他们之后,还有谁是真正的诗人。好不容易出了一个余秀华,她的成名,还不仅仅因为诗歌,还有其他的因素。”

  可能在这一场诗歌的传播事件中,诗歌本身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。潘小松说:“诗歌不应该被当做是快速消费的消费品,它跟手机、网络不一样,它需要经过事件的沉淀,因此,也很难指望会一夜成名之后还能够不断地保持和沿袭。”

  消费时代,究竟应该如何消费文化?潘小松说:“文化产品不像别的发明创造,它需要一种自发的东西,一种来自于内心的自然流露。哪怕是农民话、农民诗,听来也非常的自然。这和消费的特性恰恰相悖,消费品人工的痕迹太重,需要源源不断地量产才行。”

  潘小松

 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译审、著名学者,著有《书梦依旧》、《书国漫游》等。

  拙劣的消费

  尽管在今天,文化产业的规模愈渐庞大,但如同余秀华在《一棵狗尾巴草》中所写“它的春天,总是被拦路截断;它其实准备了果实,也被拿走”。当真正值得认真经营的文化出现时,对于它的经营和消费,却常常显得那么低级和拙劣,出版几本书、几次签售、演讲,或者得几个奖,似乎除了这些,没有更有效的手段让好的文化产生更加持久的影响,我们的社会,迫不及待地追求那些短暂而浅薄的效益,却将文化本身弃若敝屣。

  缺少的不是文化的生产者,也不是消费者,缺少的是消费的观念,潘小松说:“很奇怪的现象是,我们有很好的歌词,但是却没有很好的诗,所以我们并非没有对文化的需求。同时,也并非没有好的生产者,中国13亿人,不可能没有很好的作者。问题在于,这些人他们和市场没关系,他们中的很多人,可能会觉得,自己的创作和市场不是一路,就好像武林高手看擂台上的表演,追求不一样。文化产品是需要应和的,需要对应的消费者的,就像孔雀开屏,就像山歌对唱,要一唱一和,要有知音。没有知音,干吗要唱呢?”

  改变的是文化的生态,文化的环境。潘小松说:“比如诗歌,如华兹华斯所说,诗歌是自然的流露。但是现在消费市场彻底改变了文化需求,计算机、网络、手机带来了消费取向的变化,甚至带来了人们对于语文本身的认识变化。举个极端的例子,我们这一代,觉得鲁迅的文章是对语言最高超的运用,但是九零后的孩子们,则觉得鲁迅的文章没法儿读。再回到诗歌,过去就说白话诗没有成功,今天依旧可以这么说,相对于古典的诗歌来说,白话诗迄今为止没有成功,我们有很好的歌词,这些歌词未来会不会被认为是诗,我不知道,因为以前的诗很多也是歌词。”

  媒介变化的时代

  突然成为人们眼中的焦点,又快速地从人们的视野里远去。余秀华是幸运的,也是不幸的,更不幸的是文化本身,是其他许许多多从事着文化创造的人们。潘小松说:“作协会员有1万人,但是被人们记住的有几个?我们赶上了一个媒介变化的时代,这个时代,影响潮流的不是文化的创造者,而是苹果、小米这样的生产者。”

  文化从来和社会不曾分离,分离的其实是文化产品。潘小松说:“以前印刷业是垄断的,没有电视、网络、手机的时候,一本书开印就是50万册,现在谁能想象?这样的一本书出来,不用做别的什么,就能够影响一个作者一生,影响一大批的读者,或者也可以说是文化的消费者。那时候不管这个叫文化产业,但它的产业庞大,是今天所不能再现的。”

  在更久远的时代,更加自然的文化生态在促进和推动着文化的发展,不仅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好的作品,也给生产者更多的激励。“凡有井水处皆唱柳永”,表现的不仅是作品的水准,同样也是一种普遍的传播机制,这种机制带给作者的是名声的激励,带给市场的是文化的繁荣。

  现代社会其实也有类似的机制,大量的产业需要文化产品的填充,游戏、歌曲、玩具、影视作品等。但问题在于,这样的机制并没有作用到文化的生产上。潘小松说:“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特殊的产物。古典的农业生态,可能会推动文艺的发展,但现在的社会,不可能再生产大作家、大诗人,它生产的是乔布斯、比尔·盖茨这样的人,而非巴金、茅盾。我个人并不主张用什么样的机制去推动、促进,甚至是管理,不可能因为提高管理效率,就会出现经典的作品伟大的作家,反而可能是相反的结果。”

  市场的法则中,一个创意可以批量地生产成大量的产品,但是文化的创造中,每一个产品都是一次灵光乍现。余秀华走红,大量的诗人成为出版社关注的对象,但事实上,并没有哪一个能真正因此成名,哪怕是短暂的。潘小松说:“不要指望轰动效应能够产生足够好的文化产品,每一个传世的经典,都难以复制,《红岩》为什么好,那是作者冒着杀头的风险写的。”

  文化的尴尬不在市场

  文化产业繁荣的时代,文化本身的状态究竟如何?很难判断,如许多批评家的判断,文化产业和文化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

  潘小松说:“文艺家赶上了消费的末世,19世纪的贵妇人,她们有闲钱的话会养诗人,但是现在的有钱人,她们会买名包、名鞋,甚至名狗,唯独不会资助艺术家,所以市场上最受欢迎的,自然是名牌的包,名牌的鞋这些东西。任何时候,有钱人的价值取向,都会决定消费的潮流。推动消费的手段多得是,但最好的经营手段永远集中在最潮流的产品上。人们只消费房子、汽车、名牌奢侈品,甚至消费狗,怎么可能有人愿意花大力气去推广文化呢?可以说,只要社会还在追求声色犬马,就不可能有文化产品的繁荣,除非是这文化产品和声色犬马有关。这不独是中国社会的困境,全世界都是这样,美国人也在抱怨文化的衰落。”

  更重要的是,文化的经营本身也存在着悖论,潘小松说:“要追求产业,追求利润,以此来推动文化的发展,这是好的想法,但很难做到。产业要有受众,要大批量的复制,这才能形成产业,但是大部分情况下,文化没办法促销,甚至促销可能产生反效果。比如我个人,毫无疑问是一线的文化消费者,每年光买书就花很多钱,还有其他的消费。但是如果我听到文化的字样后面跟着促销、推广等,本来想买的,也不会去买了。”

  最好的状态是自然而然,潘小松说:“有一些产业大家都不去想,但确实是文化产业,比如说文具店,它不推广,不促销,没有太多的经营手段,人们缺笔了自然去买,缺纸了自然去买,这是很好的状态。”

  文具店有需求,自然能长久生存,文化亦如是,潘小松说:“当然也可能有一些方法,比如说唱歌,总得有词,就得有人写。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歌词,只是现在并不知道它算不算诗而已。更重要的是,一个产业的繁荣,不能指望少数明星式的人物,而要有一个庞大的群体,一个人的成名,即便用多少方法,也很难扭转整个领域的生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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